编者注：新年前夜由于僧多粥少，Uber高得离谱的车费引发了广泛的质疑，有质疑这是增加供给还是扼杀需求的，有质疑社会公平的，也有人出来为技术辩护说缩小贫富差距不是技术目的的。那Uber引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看看Ben Thompson从政治的角度来解析。
从某种角度来说，要为再次在新年前夜成为新闻头条的Uber动态定价辩护是比较容易的：平衡供需的唯一办法就只有调整价格。实际上，这一简单解释的背后有很多的基础经济理论，尤其是“价格机制”。价格机制（比如动态定价）有3个功能：
发出信号：价格变高告诉供应者要增加生产，价格下降则告诉供应者减少生产，Uber的动态价格这种情况是想告诉此时不想工作的司机，此刻克服不便上路是值得的。
定量配给：如果供应不足，价格提高会减少需求，确保最需要该商品的能得到它。Uber的动态定价这种情况下，应该能迫使更多的乘客采用替代的交通方式，或者等到供应增加及/或需求减少再打车，同时也确保了现在就需要打车的人能打到车。
传递偏好：发出信号和定量配给都很好，但价格机制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把这两个糅合到了一起：在不需要任何协调的情况下，不同的消费者告诉了不同的供应者需要的供给是多少。
价格机制的关键是钱，易货交易尽管也有效，但却背负着沉重的信息负担：有谁能够方便迅速地比较出一头牛、一蒲式耳的稻谷、一个瓷器以及叫一次Uber的价值？有了一个媒介来方便地传递相对价值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所以Uber打车是用美元和美分而不是用几斤肉定价。
结果就是一个确保需要坐车的人能打到车的系统，那些不用自我选择也能做到的人退出这个系统，至少等到更多司机被迫增加供应时才进来。这要比下面的替代方案好得多，比方说走几条街就能到的某人碰巧招到了一辆的士，却让前面一位正好需要这辆的士的临产孕妇打不到车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是想用这个来明：定价能确保那些真正需要打车的人打到车，而在这个香槟美酒的节日里，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
钱在价格机制中扮演着交换中介的角色。不过问题是钱也充当了其他的角色：尤其是钱是记账单位，是价值储存手段。因为后者，Uber根据价格来分配运输就会产生摩擦。还是拿刚才那个例子，假如那位孕妇正好很穷，而只用走几条街就能到的人正好很有钱会怎样？很可能后面那位有钱的主会用钱压倒前面那位愿意支付的孕妇。这一点可能才是反对动态定价最正当的理由。
那替代方案呢？我说过，现在的的士体系基本上已经把打车搞成了像买彩票一样。这本身已经够令人沮丧了，但更大的成本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你无法确定能不能打到车，你就不大可能会指望这种打车服务。像新年前夜这样的时候问题就更大了：那种情况下如果要坐车的人喝了酒的话，唯一能确保他坐上车的只有坐他自己的车。坦白说，从长远来看，那些需要打车的人也应该对动态定价保证他们有车坐心存感激：是，高得吓人的200美元是挺让人恼火，但酒驾的代价可比这高多了（醉驾更加）。
让的士公司在新年前夜这样的时间保证充足车辆供应也不现实：因为满足这样高峰时段的供给会在平时大部分时间内闲置。闲置是非常实际的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太高。任何资源，无论是人还是车，只要用于一种活动的话就不能用到另一项活动上。几辆的士听起来似乎不是很多，但加起来却会让“蛋糕”，也就是整个经济资源池对每个人来说都小了很多。
所以Uber做的事情其实要比满足任何一次新年前夜的用车需求都要大：其服务对资源（不管是人还是车）的利用效率高太多了，这实际上是做大了蛋糕：的确，提高GDP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提高效能，为新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腾出资源。
可是那位没钱的孕妇怎么办？
按说临产孕妇和懒得走路的有钱人跟运输分配应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鉴于钱既是交换媒介又是价值储存手段，所以很容易纠缠不清。解决办法是把这两个拆开—我们不要毁掉这个绝妙的运输和资源分配机制（确保最需要的人打到车，让资源最高效配置），相反，把关注点放在保证人人都有一样的机会表明自己的偏好会好得多。把Uber扭曲成福利提供者会把这两者都毁了。
新世界需要新政治
Uber难题及其潜在解决方案的核心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哲学。移动和无所不在的连接解放效率的潜能是前所未有的。大多数监管者对Uber式打的关心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安全、可靠性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其理由是鉴于上路的士是无人监管的，所以严格控制市场准入是有意义的。但是解决这些共同的关切有没有高效一点呢，比方说精确跟踪乘客与司机，了解他们的完整履历，掌握搭客点和预计下客点，这样监管者的态度会不会就很不一样了呢？
类似地，在一个控制分配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关键的世界里，收益最大的自然是那些大公司。相应地，要求这些公司不仅要给员工好工资，也要提供医保和伤残保险应该也是合理的（注：针对Uber司机与Uber的关系）。但在自由分配、需求偏好个性化（对供需双方来说都这样）的世界里，这些假设还成不成立呢？
钱既是交换手段又是价值存储手段，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保障本质上功能失调的象征，美国尤其是这样：像医保和伤残险跟工资或者费用是混在一起的。这在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一是由于监管还是根据过去完全不同的假设，移动和无所不在的连接所释放出来的效率不能够完全实现。而这最终会伤害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它限制了把整个经济蛋糕做大。
另一方面是从事或者想从事这些新工作的人。鉴于许多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由传统公司建立的，所以不在这些公司的人完全没有得到保护。从道德上和经济上来说这都是不可接受的：道德上来说拒绝给予医保或基本险就是拒绝给予需要的人以人性关怀；经济上既由于得不到治疗导致更高成本，更是因为担心没有保障而放弃了这种工作机会导致的成本。
针对今天劳动市场的现实来说，把一次性就业从社保体系剥离出来会好很多，而且跟现实匹配得多。这尤其应该成为技术人员关注的焦点。基于完全不同假设的过时监管政策已经成为移动和互联网提供机会的首要障碍之一，尤其是在10年前你根本想象不到有这样聚合消费者的市场的情况下。
技术要做什么
当然，呼吁放松监管这件事在硅谷几乎没有什么争议：所欠缺的是必要的交换。尤其是在技术从业者和相关投资者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受益者负担也应该相应加强：那位孕妇得打到车（注：没见说清楚怎么保证，也许可以让她拿着凭据给社会福利机构报账？）。
这就是Paul Graham那篇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之类的文章内容欠缺之处。Graham关于新技术能创造无限财富的观点完全正确：提高效率是做大人人受益的蛋糕的唯一办法，而这个唯有通过技术才能做到。但鉴于大部分的效率收益最后都被赢家通吃，预期这些赢家，以及他们的投资者相应地付出更多也是合理的。如果Graham写文章的时候也呼吁填补附带收益税的漏洞，以资本收益率为基础给VC课税，那他的辩护就要有力得多了。
但是大家能够就此辩论是好的。技术正在改变世界，指望世界不会有所抵触是天真的想法。我们不能一直保守，技术界尤其是硅谷是时候该认真考虑世界未来的样子了，实际上，实现共赢而不是只有技术公司和他们的投资者获利还是有办法的。就像我们应该把Uber分配司机的手段与付车费的能力分开一样，也应该把工作跟提供社会保障分开，而最有能力利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的，应该是那些具备最大支付意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