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这是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的，那时他插队在乡下，“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请示，晚汇报”。我对“那个年代”的想象，差不多跟一张 404 错误页一样，大片是空白，另外寥寥几行字，没人跟我解释是什么意思。但是就像王小波料想的那样，我还是明白了他的话。也不止我能明白。早上 10 点的太阳眄睨似的打在街面上，店员列站两排，反剪双手，店长在中间昂声说：“我希望我们能做到，做不到一次罚 10 块，第二次——罚 50。”说时展着一个手掌向众人，煞有介事。十几双太阳里微红的眼睛，默然地飘忽在旁边自由走过的行人身上。我转而想起衡水二中铁栏红幅后面为高考冲刺的学生，羁押在匈牙利边境火车厢里的叙利亚难民，凌晨两点守在曼哈顿摩天灯火下漫张着眼睛听电台的专车司机。我相信在某个闪念里，他们都触到了和王小波一样的寂寞和害怕。但王小波想到的结果是，应该保护独立思维的乐趣，否则“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他“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而另一群人想到的结果是，人们脖子上真的长了一个鸡窝，而且窝里没蛋，惶惶不安，那为什么不繁养一批“Uber 模式”的母鸡，往所有的空巢里下蛋呢。
傍晚走在风尘暝迷的北京城里，我总是恍惚想到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叫咯咯、灰扑扑的养鸡场。朝阳区里的仁波切，畅销书架上的马云，汪峰的梦想，黄晓明的童话，郭敬明的小时代，还有那些未来一百年要统一宇宙的大思想。这里也有一只我很喜欢的母鸡。我姑且想他不介意被叫做母鸡，横竖他还有个更糟糕的江湖绰号叫“文艺教主”。几个月前，他办的微信公众大号“世相”因为政治过敏，一夕间消失，这几天里又以“新世相”的名号老店新开。我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重掌大位的兴奋。他说实际上朋友圈里看他被叫做“张教主”像看着一个傻瓜一样，“和黄晓明不一样，黄晓明那个’教主’是有点调侃，分寸刚刚好。”
这次跟张伟的专访，我的同事黑太一写成了一篇“世相背后的男人”，好像有种银屏珠箔背后看人的意思。实际上他长得跟他的名字一样无奇（当教主的人，不知道怎么，都取了黄晓明、张伟这样好像该是信徒的名字），三十多岁的人一张大学生面孔，穿着西装但老在拳心里拽着袖口，好像当成 hoodie 要在衣服里伸个懒腰。他说他要在“新世相”以外，再做一个创业项目，是个女性消费社区，slogan 要叫“好看也是很重要的”，大概跟那个“吃点好的，很有必要”异曲同工。想到他要进创业圈，就有点像看他穿西装一样，有点 unfit。创业者得是聪明人。当然张伟也是聪明的。但是你说起聪明人的时候，其实说的是狡猾的人，脑袋像飞转的马达，齿舌上了机油的那种人。张伟不狡猾。问他问题，他会真的不声不响地想一会儿，然后再说。好像去餐厅点菜，都是现炒出来的菜色，慢是慢些，但有诚恳的感觉。放在投资人眼里，也许反倒是缺了点冠军相，虽然“世相”是成功的。
张伟的一个老朋友告诉我，他们几个媒体人当时都开了自己的微信号，但都没有张伟那样认真又长久，笔耕不辍。大概热情的人很容易一把火烧到这头又烧到那头，志在扩土开疆，不在秋收冬藏，而张伟说自己是个冷静的人。他被叫做“文艺教主”，可能是因为他说过，微信运营和创办宗教是一回事。他一面写着脆弱又美好的文字（“美好”几乎是他的 signature 用字），一面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他的第一条运营心诀就是，反复触碰高频生活方式和高频情感。
“无论你是一个精神性的产品，比如豆瓣、世相、nice，还是一个物质属性的产品，比如小红书、石榴婆报告，都应该反复触碰高频的场景。一个卖化妆品的消费社区，或一个写心灵鸡汤的微信公号，都应该不断地打击或抚慰与这些场景相关的情绪。世相里讲述人生挣扎或是如何学习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文章，哪怕过去一年，也还是每天都在后台被用户调用、询问。如果在这些场景中植入了自己，它就会不断被记起，不断被需要，也更可能让用户产生 ‘你是我的人生陪伴品’这样的效果。”
这样大概可以理解张伟为什么办了精神性的“世相”，又想到去办物质性的女性消费社区。在我的臆测里，光是生产精神性产品，就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事。人们消化精神产品的肠胃在萎缩，从喝酒吃肉的胃，缩到只能吃粥。粥里要做得顿顿不重样就很难了。或者说，如果精神感情是像无线电一样由一个人发送给另一个人，我相信我们的无线电频谱是在变窄，有的频道我们再也感察不到它们了，剩下几个频道，我们就格外容易听腻。夏天的时候，我坐火车北上应聘，一路上是绿葱葱的水稻田和麦田，乌青的浓厚的雨云垂在油碧的山丘上，好像 El Greco 富于官能而又哀伤的油画。秋天，我又坐着火车回家来，田里的麦与稻都已经收割，剩下短短的金黄的枯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我好像触到了这两行诗句之间的一点东西，心里柔软又哀愁。古中国人一大半的感情系于土地和岁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看不见土地，这种感情就消失了。又有一天，我在着急忙慌里忘了带手机，焦焦站在马路边上等家人送来。因为没了手机，等待的时间变得无可打发，也因为没有手机，好像忽然会害怕错过了。只能看着车流不息，过尽千帆皆不是。等待这一种感情，原来也在这几年里消失了。流行歌词越填越差劲，大概就是归咎于城市人的感情越来越贫乏，最后或者是附着在琐碎的物质生活上，被一碗阳春面、一本填色书治愈，或者是萎缩进抽象的核心里去，谈论爱和自由，宇宙和原子，身体和死亡。
巴尔扎克笔下的爱弥儿说过人的两难：“单一机械地生活，让工作磨钝了智力，这会把人变成牛马般的头脑；而在抽象思想的彷徨之境里生活，或是在道德伦理的深渊里生活，又使人的智慧进向痴癫。”我们大多数人能得过且过，亏得是用精神消费打发前一种困难（刷刷知乎、世相，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思考得深刻），再用物质消费打发后一种困难（花了些钱，消磨了些时间，就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小确幸，用王安忆稍漂亮些的说法就是，“自己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上，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电商和社区大多注意到了这种物质消费的需求，也发现了文案的价值，他们告诉消费者一瓶香水里可以嗅出岁月静好的气味，穿上棉麻衣裳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而精神消费的领域，很少有聪明人沾手，因为产品大多得靠着广告费和革命精神撑下去。早晨我在 Medium 里发现了一篇诚实的小文 “Confessions”，大意说：“当我还是汲汲营营上班族里的一人时，我是很少为艺术掏钱的。我觉得有钱先要吃饭管饱。但你别猜错了。我其实收入尚可，我只是把钱都花在了感官舒适上，我总在买外带咖啡、沙拉瓶、晚饭下馆子、看现场演出、上瑜伽课。我从不订阅杂志，如果他们有免费试读一个月的机会，理论上我可以有办法一直免费读下去。但是我也不用做这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打开手机免费优质的内容有的是，只不过你都不会去看。你刷 Pinterest 和 Facebook——只要一登录你就完了，你的忧愁会给多巴胺浸没，还有奋斗的中产梦。”
尽管如此，在精神消费领域还是有爆款产品的。十月，天安门、太和殿的中轴线上照旧挨挤着旺季的旅游团。隔开一堵红墙，武英殿上《石渠宝笈》特展也天天是六七小时的长队。那可以说是故宫新层级的消费者，他们在参观一所博物馆，而不是景区。《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杨璐评道：“回到世界博物馆的历史里，19 世纪末到 20 实际初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是中产阶级大量产生的时代，富裕的人们从生活必需品转向对美观和愉悦的消费，而获得知识与评为的途径之一，是对博物馆的膜拜……放在故宫博物院建院 90 周年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间点上，’爆款’并不是一个偶然。”无独有偶，BBC 记者 Jason Farago 也一篇时文，说博物馆是西方社会新时代的教堂：城市最高雅的建筑，从教堂成了博物馆；而博物馆参观人数最多的时候——礼拜天，那正是传统里顶礼膜拜的一天。
在《清明上河图》或《蒙娜丽莎》前挤挤攘攘的人墙里，人们恐怕消费不了多少关于艺术的愉悦，但至少他们为自己获取了关于高雅趣味的标签。也许这又可以说回到张伟的宗教运营论：“高粘性来自 ‘群体身份感’，就是一种’只有我是，你却不是’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得比较容易，不用赚大钱，不用花大力气，只要喜欢某件事物就可以获得，所以很多人需要。’我是读世相的人’对某些读者来说，真的成了一种优越感的来源，我也会偶尔强调下这种身份感，比如会说’你既然读世相，那么你是一个在意审美的人’。”
我实在很喜欢这个聪明又坦诚的人，但只要想到过去的宗教价值正在被艺术价值取代，艺术价值又似乎要被产品价值取代，就好像世风日下似的。张伟跟我说，他觉得自己还是善良的。我觉得他是在无可奈何地邪恶下去。仿佛国难当头，要为了生计去黑市上做买卖一样。我相信新的世相会继续成功下去，可新的世道会怎么样，我係真的母鸡。
题图来自艺术家 Clay Walker 的作品 “Marilyn Blue”。